佛教自天竺传来，其对终极的追求是东土士人未曾经历过的。若说千百年来，没有人思考过这些问题，就未免有些武断了。但若要说士人极少关注过，却是可以做此判断的。这当然跟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春秋战国的的混乱在制造纷争的同时也给士人带来了展现自己的舞台，这就使得实用性对于当时的思想家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即便是魏晋玄学，其也并没有超出儒家自身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想要强行从先秦典籍至魏晋玄学中寻找出形而上学多少是要有所发明的。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佛教传来了。一神教确实神学理论相当完善，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其实相当多的思想源泉还是古希腊那些思想家，主要就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甚至说，基督教早期就是古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的结合。事实上，佛教才是那个神学与教义为一体的宗教。佛教到底是不是宗教的争论仍然继续，但不论他是不是，佛教的历史中实际上一直都跟宗教元素紧密联系。他同时还有哲学的内容，所以追究其是不是宗教，于我而言，意义不大。说到底不是在研究佛教，而是在研究宗教的定义。因此，在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具备形而上学的概念的情况下，其实吸收佛教必然也不会只去思考其哲学的部分。也就是说，古人对佛教实际上不存在一个主动地拣选，而是佛教选择去适应，这就使得佛教表面上走上层通道，但实际上主要靠民间传播，这从佛教中国化之后，思辨的水平大大降低就可以看出来。
不否认佛教传来之后，佛教的思辨确实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但这些内容从来没有被深入阐发。在中国，世俗化的力量实在太强，以至于超越世俗没有落脚点。当刘慈欣说，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我就会联想到这个。在中国人靠这句来批判时，往往同样会为中国的世俗而骄傲，但一个人造的国家，人造的社会，注定要经历震荡和分裂。中国的发展实在太急，变革实在太猛烈。当我们根本还没来得及去思考时，改变已经发生，一切无可挽回。这个时候，此阶段的胜利者又要为这些急躁的变革鼓吹欢庆，用蹩脚的理论去解释和颂扬，这样的环境，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
我们无法忘却这片土地上那些可爱的人和事，但我们也会这些美好的人的消逝，美好事业的溃败而惋惜。但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这不是在说我们不想，而是实在做不到。因为环境变化太快了。
言语道断，非去来今。意识到这点，就行了。